红色间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共产国际的谍报机关服务并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其中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有前苏联的红色间谍佐尔格和中国的红色间谍钱壮飞。理查德·佐尔格(1895.10.4，巴库—1944.11.7，东京)，苏联侦察员，新闻记者，苏联英雄(1964.11.5，追授)。钱壮飞(1895年—1935年)，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曾长期在国民党系统卧底，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
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