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等派系之外，另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派系。诸派之间，相互排挤，其中尤以戴笠之军统为甚。除黄埔系因戴笠隶属其中，宋子文、何应钦及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较深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先后受到戴笠的无情打击。但对于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
提起陈诚，我们大多只知道其土木系，而以其为首的“研究系”特务组织则知之不多。其实，数十年来，陈诚之所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之所以对他没有任何猜忌戒备之心；国民党败逃台湾时的众多大员如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汤恩伯、桂永清等人之所以被“冷漠”或“悬挂”，而陈诚则继续受到重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且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又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则与陈诚本人所培育的特务组织渗透到各处有关。
“研究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虽然陈诚矢口否认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也极力避免社会上把他们当成为一个特务集团。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国民党逃台，以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为首的一班人，始终打着陈诚的招牌，在“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务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山立柜。他们先后据有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控制了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而“研究系”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名义”的组织，究其原委，正如阮成章所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
“研究系”的主要骨干俗称“三头六臂”，被称为“三头”的是张振国(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阮成章(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及刘庄如(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六臂”指的是杨大和(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陈寄生(武汉稽查处处长)、李铁生(武汉稽查处副处长)、余诚(情报学校处长)、周伯达(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阮更生(昆明稽查处处长)。
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特务组织，“研究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谍报队、湘北情报联络组以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三个阶段，其存在历时十余年。
抗战初期，在日军节节进逼之际，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长沙，司令长官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缺乏情报，常常一筹莫展，而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又分外眼红。1938年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它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后来，汤调河南前线，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游干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因故推迟到4月上旬开学，7月5日才结业；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其时，张振国按陈诚旨意，在游干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一个是第二期的第五队，一个是第三期的第十队。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后，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学生男女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
1939年12月，陈诚把第九战区交给了薛岳，自己兼任了设在湖南邵阳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长官(后来到湖北恩施才正式组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基于陈诚的一贯作风，六战区的各级干部大都是由长沙九战区调去的。张振国在九战区任第二课课长时，深得陈诚器重。张建议把湘北的情报队编成一个联络组，改属六战区指挥。在得到陈诚批准后，张振国便自兼联络组长，也由湘北转到恩施，联络组便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情报侦察的独立单位。第六战区长官部占据恩施之后，陈诚企图把湘鄂川地区培植成他的独立王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教集权于其控制之下。陈诚运用情报组织密布在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内，作为其无形的触角，由上而下、由近及远地贯彻他的意旨，而起这个作用的最初是联络组，后来为研究室。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先后向湖北远安、宜昌及宜都进攻。起初日军的行动系“扫荡”性质，而第六战区部队出于恐惧，开始到处宣传“日军以大军进逼恩施，直指重庆”，让蒋介石多为陈诚送钱、送粮、送装备。当时在对日军的兵力判断上，六战区长官部和蒋介石大本营军令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八十六军的十三师一经接触就仓皇逃走，一直退到罗甫塘和三斗坪。这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因此军令部对日军行动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由于没有料到十三师会逃跑得那么快，组长胡祖福及电台人员都没来得及后撤，结果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犯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最后论功行赏时，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宝鼎”和“总勤”勋章。张振国邀功自炫，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它设有主任、副主任(少将或上校级)和四个股(一股主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信)、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这样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名以上，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经军委会军令部批准并核发编制的同时，在长官部参谋处还有一个通讯组，它是主管部队通信补给指挥业务的。由于这两个单位仅一字之差，以致彼此业务文电经常混淆。通讯室名义不便对外，阮成章便建议用“研究室”名义对外行文，作为通讯室的掩护名称，而“研究系”的产生，也就由研究室的成立开始。自此以后，人们都只知道研究室，而不知道研究室实际是通讯室特务机构的代称。
1945年至1947年，是“研究系”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系”特务的势力不仅遍及华中，而且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的重要港口，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全国主要城市如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沙市、宜昌、九江、安庆、镇江等地，都有“研究系”控制的据点。他们在各地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他们既非军统，也非中统，亦不属国防部二厅，算不上是一个定型的组织，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人们把这伙特务称为“研究系”。
然而，为了追求表现，“研究系”处处锋芒毕露，导致全民声讨。由于研究系骨干分子张振国处处树敌，先是与昆明龙云的公子争夺陈佩秋，影响了陈诚本人的声誉，其在南京和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又在京沪报刊上曝光，陈诚更是恼怒，表示对张振国“永不录用”；另外也由于“研究系”的骨干见上层失了依靠，便心灰意冷，纷纷另择高枝。
不久，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研究系”这个组织便烟消云散，再也见不到影子了。但是其组织内部究竟还有哪些成员？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还剩多少成员？这些问题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来源 | 人民政协报 作者 | 王信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