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战中以兼职众多闻名，有人说，1939年后，“抗战5年间，蒋介石的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了50多个职务。”甚至有文章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身任二十七要职，兼职在一千以上。”事实当然没有如此夸张。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此后，蒋在1937年8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11月任行政院长；1943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此外，蒋身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中央设计局主席、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理事会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等。蒋同时获得党、政、军和民意机构的最高职务。

在自己主持的这些机构中，蒋介石也兼掌它们的一些下级单位。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的精神总动员会和宪政实施协进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战地党政委员会、行政院的外交部和经济会议、国民党中央下的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国民参政会下的经济建设促进会等，都由蒋任会长、主任委员等一把手。

身为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兼任了一些地方职务，包括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建设学院学长、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督办、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团长等。因所兼职务有高有低，所以时常出现“下一级的蒋介石呈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的情况。

军事上，蒋介石是空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他临时兼任过几个战区首长，1937年8月—10月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0月—12月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7月—12月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8月—9月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等等。蒋唯一长期兼任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时间从1937年11月—1939年1月。中国加入同盟国后，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和一般印象不同，蒋介石并不热衷于当校长。除了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外，他仅兼任过陆军大学、中央警官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的校长，且为时不长。

上述种种，均系蒋介石当年所兼任之需负责任的职务。据统计，此类职务，总计约在80个以上；其中较重要、为长期性质者，约有30个左右。

其余不负具体责任的荣誉性质的兼职，如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号飞机募捐会会长、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成立名誉会长、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滑翔机总会会长、三民主义学会名誉理事长、南洋华侨协会名誉理事长等，则难以统计，其具体数目已不得而知。

这种怪象，虽有不得已之处，但实乃国民政府中央职能残破之恶果

蒋介石在战时所任的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两会”的委员长。前者在战时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后者“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使蒋介石能凭借手令指导政府工作。

为落实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权力，还建立了中央设计局。设计局在每一年开始前，制定施政方针，经最高国防委员会核准后，下发各级政府实行。在这一过程中，负责行政监督的是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在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蒋又成为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对蒋介石的集权举措，除了论者常说的导致独裁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使原本无法有效运转的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效率。只是蒋介石在名义上既已大权独揽，为什么还要一再为自己增加兼职，甚至连四川省主席这样的职务都要染指呢？

其实蒋本无意自兼四川省主席，只是刘湘死后，其所属意的张群、王缵绪都不被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接受。为巩固中央政府对大后方的控制，蒋介石才不得已自任省主席。而四川省内又是鸦片重灾区，种植者都是当地军阀，非蒋亲自主持，不能有效开展禁毒。

蒋对四川省主席一事的处置很有代表性。由此可知，蒋因在战前未能有效扩展中央政府职权，到战时只能自食其果，通过不断兼职来强推法令，弥补体制运行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