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吴国边城卑梁（今安徽天长）与楚国边城钟离（今安徽凤阳）毗邻，两国经常为了边境上的一点小事，摩拳擦掌。
一日，因为采摘桑叶，一个吴国小女孩和一个楚国小女孩起了争执。原因是，在卑梁、钟离两城界碑之间，不偏不倚生长了一棵桑树，两人都认为这棵桑树是自己国家的财物。
楚国小女孩先出手打了吴国小女孩，并从其手上夺走了所有的桑叶。吴国小女孩气鼓鼓地跑回家向父母告状，其父母遂抄家伙领着村里众人越过边境去找楚国小女孩算账。
两家人由此爆发冲突，结果，数名卑梁人客死钟离，矛盾瞬间升级为区域冲突。卑梁大夫爱民如子，哪里忍得了楚国人杖杀自己辖下百姓，遂组织地方部队进攻钟离。这下，区域冲突上升成了国家矛盾。
听闻钟离被攻打，楚平王勃然大怒，直接率兵平了卑梁。吴王僚也不甘示弱，待楚兵班师，他就率军西征，先夺回卑梁，再拿下钟离、占巢（今安徽巢湖），以泄其心头之愤。
为了一棵桑树，两国不惜兵戎相见，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卑梁之衅。但，这场类似于“蝴蝶效应”的战争，又从侧面反映了桑蚕文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有多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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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首创种桑养蚕、抽丝编绢之术的人叫嫘祖。她是黄帝的正妃。当时，人们普遍衣不蔽体，一到冬天来临，就冷得瑟瑟发抖。为此，嫘祖常常苦思解决之道。
一日，她正好在桑树下休息，一颗蚕茧不偏不倚掉进了她的杯子里。蚕茧遇水膨胀，嫘祖顺手一捏，一根纤细的长丝线就出来了。嫘祖从中悟出了养蚕织布的道理。她带人在山间搜索优良的野生蚕种，亲自栽桑饲蚕，利用蚕的特殊动物蛋白纤维缫丝，使这种只懂得啃咬桑树的害虫，成为百姓耕织必备的“宠物”。后来，人们便将嫘祖神化，尊为先蚕娘娘。而她所首创的养蚕取丝之术，则被认为是中国桑蚕业的萌芽。
嫘祖始蚕邮票。图源：网络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神化的过程。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言：“在原始状况的人脑中，万物有灵是认识上的主流之一，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受到一种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自然现象和人均常常蒙上神化的外衣，把人、物加以神化和把神灵拟人化错综交织，纠结一起。”
不过，天虫作茧，初成衣裳，大概也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因为，早在1958年，考古学家就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上发掘出一筐已碳化的家蚕丝线团以及一片绢布。根据C-14测算，这筐丝线距今5288±100年，从绢布上能够明显看出，此乃蚕丝缫后而织。从绢布丝纤维的横断面上看，表层丝胶已经脱落，这很可能是在热水中缫取的。这不仅说明了当时已流行纺纱，更说明了最早的纺纱技术应与热水缫丝有关。十分巧合的是，传说中黄帝、嫘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450年间，同考古发现的蚕丝产生时代大体吻合。
史前时期桑蚕缫丝还促进了桑树的人工培植与发展。古籍记载，“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有虞氏即帝舜，人类养蚕缫丝之初，不过是将野生蚕带回家中培育，使蚕虫吃野生桑叶吐丝，以达到可以织布的效果。而到了更晚一点的帝舜时代，为了养蚕丝织的方便，舜帝的妻子带头将野生桑树移栽家中，使蚕吃桑吐丝，成为了一项不会因物料短缺而中断的百姓之业。
到了商朝，商人敬天地畏鬼神，事事都得求神占卜。据学者研究，商王武丁即位以后，数度省察蚕事。每次省察前，他都会召集贞卜史官占卜蚕事凶吉，有时占卜准备竟达9次之多，可见商朝统治者对桑蚕生产事业的高度重视。
然而，对于商朝统治者来说，以占卜兴桑蚕，仍恐力有不逮。他们认为，要想使桑蚕业或农业丰收吉祥，最好的方式就是虔诚的祷告。所以，在武丁之后的商王盘庚、祖庚时代（公元前12世纪末），商王每逢重大庆典，就会以祭祀祖先的礼仪，用三对雌雄羊或三头牛祭祀蚕神，并祀祖先。可这样隆重的敬意，在商王庚丁（公元前12世纪中叶）看来仍嫌不足，这位商王不仅动用了奴隶祭祀蚕神，更在商王宫廷内设置专门的典蚕之官，名曰“女蚕”，专管商朝桑蚕事业的生产与发展。
由于武丁以来的商王主张对外扩张，商朝在获得更多领土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小的祸根。待到商朝国力日渐衰落时，周边四邻却进入崛起阶段，特别是西边古公亶父建立的姬周，日后成为灭商的执行者。姬周首领姬昌将国都迁至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以西），以缩短灭商的距离。之后，姬昌之子姬发又将国都迁至镐（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并发起牧野之战，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在中国古代史上，周是以擅长农业生产而著称的王朝。早在周朝建立以前，他们的祖先后稷就被视作农耕始祖、五谷之神。周朝建立后，重视农业生产的家族传统依旧被统治者们无声延续。
作为男耕女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桑蚕业自然也得到了周朝的高度重视。
周朝建立之初，周人就响亮地提出了“农桑并举”“耕织并重”的口号。在《诗经》中，人们会细心地把养蚕的过程记录下来，如“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说的就是养蚕者会提前采集白蒿，将其煮成浆后，用汁水浸沃蚕卵，以起到促进蚕卵孵化的作用。在蚕卵孵化成蚕宝宝的时候，《诗经》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意思是，人们在三月取来锋利的斧头，先砍掉粗壮的桑树枝，才能攀着细枝摘嫩桑。之后，随着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到了八月份时，人们就得提前收割芦苇，制成蚕箔，以供蚕宝宝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吐丝包裹自己。尔后，待“七月鸣鵙”时，人们就要准备好所有生产蚕丝的工具，只待蚕茧一个个生成，就抽丝剥茧，理顺丝线，一边织布一边晕染，为达官贵人制作漂亮的衣裳。
作为反映周朝百姓生活的诗篇，《诗经》中桑、蚕出现的场景更多是与青年男女私下谈情说爱相关。如《郑风·将仲子》曰：“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说的就是一对年轻情侣瞒着父兄搞“地下情”，姑娘天天思念情郎，想他翻墙来家中与自己相会，但又怕未经父兄同意会遭来责骂，更怕因此而遭致左邻右舍的非议。
而身为上层阶级，周朝统治者在民间推广种桑养蚕，则更关注桑蚕业的发展本身。
据《周礼》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意思是说，每逢仲春二月，周王需要率领后宫嫔御们到北郊行蚕事，以示躬亲。当然，二月也还不到孵化蚕宝宝的时候，所以这些嫔御们所行的蚕事，不过就是去洗浴蚕种，做做样子。但，周礼规定的这套规程，却成了后来历朝君主每年春天必须执行的一件大事。
清·熊秉贞《耕织图册》之《浴蚕》。图源：网络
《周礼》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意思是说，周朝“行蚕事”，首先要在近水的地方修建蚕室，用于孵化蚕宝宝。之后，待三月初一清晨，周王再戴着皮弁小帽，穿着朴素的绸缎，通过占卜在三宫夫人及女仆间挑出吉利之人，由她们在蚕室里主持蚕事。凡用于亲蚕的蚕种，全部需要在河里浴洗一遍，桑叶则在公家的桑田里采摘，风干后再喂给蚕吃。
或许正是由于西周以来天下人重桑兴蚕，周室东迁以后，桑蚕业在中原各地、北方乃至江南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雄踞山东半岛，以最宜种桑麻闻名。靠着自主种桑兴蚕，齐国短时间内称霸诸侯，其都城临淄生产的罗、纨、绮、缟，工艺精美，色泽绚丽，产量颇多，供应各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而实力弱于齐国许多的宋国，则因据有盛产丝织锦缎的襄邑而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其国君宋襄公更是在诸侯并起之际，凭借自身实力，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由于农蚕事业在中原各地蓬勃发展，孔、孟等向来“鄙农”的儒家先贤也不得不将吃饭、穿衣这两样人类最基础的需求列入国家“王道”思想中。孟子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儒家提出的“王道”以天下百姓衣食温饱为基础，所以兴“王道”之国，必须要劝课农桑，才有可能呈现天下大同的繁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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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曾经与西戎混居的秦人结束了乱世，“六王毕，四海一”。考虑到春秋战国以来各大诸侯相继割据称雄，秦朝甫一建立，就颁布了一系列极其严苛的政令及经济政策，这其中就包括了劝课农桑的内容。但，秦始皇为了推行法治，也做了许多民不堪命之事，导致秦朝虽有好的农桑政策，却没能得到正向的经济发展。在此情况下，六国遗属及出身底层的陈胜、吴广、刘邦等相继揭竿而起，致使秦朝二世而亡。
刘邦建立汉朝统一天下后，虽然承继了秦朝的规章制度，但也着重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农桑耕织并举，很快成为两汉坚守400年不变的根本政策。
刘邦即位之初，特地提出将桑蚕业排于农业之后、畜牧业之前，使桑蚕耕织手工业能以一种经济作业的形式富国强民。为了鼓励桑蚕业发展，汉朝特别规定“蚕月之务，不闭四门”，意思是在养蚕生产的那个月内，地方城池四门昼夜不闭，以便让采桑的人们出入，促进桑蚕养殖业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汉代的桑蚕丝织业也因盛世的到来，而变得异常繁荣。
此时，为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交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大批西方商队东来，众多中国商人西去，丝绸成为代表中华文明的符号，享誉世界。
丝绸远销海外，反过来促进了汉代丝织业的跨越式发展。官方除了用丝绸贸易外，也以丝织品代替货币，将薄如蝉翼的绸缎赏赐给匈奴及各大诸侯王，以此来稳固大汉江山。
在这个过程中，汉代官方工场生产的丝织品质量把控成了重要环节。汉朝从养蚕抓起，设立专门的养蚕机构——蚕室。通过专人有意识地调整温度，控制菌落环境，让蚕宝宝在相对舒适的生存环境中，吐出质量上乘的生丝。
由于蚕室的部分功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无菌实验室，故在汉代，犯人一旦遭遇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腐刑后，执法人员便会将他们安置在蚕室中，防止伤口感染。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遭遇过腐刑。那是汉武帝在位中后期，骑都尉李陵主动请缨，向汉武帝要了五千兵马出击匈奴。那时，汉朝出兵匈奴通常会让皇帝的亲信挂帅，而此次出征，挂帅的正是汉武帝的大舅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然而，李陵在前方与匈奴厮杀时，李广利的援兵却迟迟未至，致使李陵最后寡不敌众，投降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勃然大怒，可他并没有追究李广利的责任，而是将一切过错推向李陵。司马迁为李陵仗义执言，结果遭到汉武帝的打击报复。西汉流行以金赎罪，司马迁“家贫难以自赎”，只能任由汉武帝给他定了个“诬罔天子”的大不敬罪名，被下了蚕室。
太史公司马迁画像。图源：网络
养蚕既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丝织生产自然也少不了官方监督。《汉书》记载，“少府属官有东织室令示、西织室令示”。后来名称虽有所变动，但这个机构却是一直存在的。或许也正因如此，历经两千多年岁月后，人们依旧能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一睹汉代丝织业的高超工艺。
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无法自理朝政，权臣曹操遂“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称魏王。同一时间，刘氏宗亲刘备与雄踞江东的孙权并起，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尽管天下再一次进入乱世，但桑蚕业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此前只在中原、河北、山东等地繁荣的丝织业，此时经由垦殖屯田，已扩展到了西北地区。除了要求上交谷粮作为固定税收外，掌理这些区域的曹操也要求下辖百姓、屯民按时缴纳绵绢等丝织产品，用于军费开支。
为了保障蚕丝生产，曹操曾在军中明令禁止砍伐五果、桑柘、棘枣，并鼓励军中将士围绕采桑、丝织多作诗篇，歌颂民间劳动的乐趣。
而刘备以成都为中心建立的蜀国，则更看重丝织业的贸易作用。那时，蜀地生产的蜀锦闻名天下。丞相诸葛亮曾上表建议朝廷扩大对蜀锦的生产，以弥补蜀国的先天性贫困。在诸葛亮的大力倡议下，蚕业缫丝与桑梓种植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云南，平定后奖励蚕业，“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之后，据诸葛亮临终前所书《自表后主》交待，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可见，这一时期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之臣对劝课农桑的执着与努力。
成都自此成为闻名四海的丝织中心之一，长期稳定的营商环境使其在三国纷争的背景下依旧保持繁荣昌盛的景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抒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由于蜀锦的生产基地临近流江河，织锦经过洗涤后品质比原先更好，流江河后因蜀锦的传播而得名锦江。
蜀锦制作。图源：摄图网
丝织业在中土的蓬勃发展，亦引起了邻邦的注意。最迟于三国时期，日本便派人前往中原引进桑蚕。在山东，日本使者还拐带了4名养蚕妇女回国。之后，日本又从朝鲜半岛或山东地区引进外来务工人员，促进本土桑蚕种植养殖业发展。
与此相映照的是，中国历朝均严禁蚕种出境。为了突破丝绸背后的物种垄断，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居然花重金雇来了两名印度僧侣，以佛教传播为掩护，偷偷潜入中土，接触中原的缫丝技术，并将大量蚕虫卵藏入手杖与经书中，带回君士坦丁堡。自此，蚕丝业才在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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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唐代，蚕桑丝织业分布广泛，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北至幽燕，南及岭南。
由于唐初沿袭北朝、隋朝传统实行“均田制”，桑梓种植田也就成为唐朝授予官民人等的“永业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唐朝农桑种植进一步发展，丝织品获得了民间流通的机会，社会上逐渐出现规模不一的私人织锦坊、染坊和毯坊。当时，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名远家中有绫机500张，靠着昼夜不停的丝织，他在州中驿站旁开设了客栈、丝织店等一系列产业，专做胡人生意。
均田制的本质是为了捆绑农民与土地，以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在唐初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对恢复熟地或荒地开垦以及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帝国境内出现了官僚、地主、豪强三位一体的土地兼并，农民既要面临不断上涨的赋税，还要面临失去土地、沦为豪强奴隶的窘境。如此，长期依赖农桑、养蚕的丝织业必然大受影响。
安史之乱后，北方丝织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朝廷服御无所给，曾经兴旺于河北、山东等地的丝织业只能陆续迁至江南。而江南安稳的环境，给了帝国丝织业一次脱胎换骨的革新机会。
起初，江南的丝织业仍旧无法与北方过去的丝织业同日而语。薛兼训于大历年间（766-779）出任江东节度使时，大力倡导江东种桑养蚕。他发现，江东一带机织生产技术落后，即便织工们能够按时从养蚕户手中获取原料，依旧无法提高生产技术，实现丝织量产。于是，他突发奇想，特地在军中挑选一批适婚的北方男青年，给他们发放路费、彩礼，令他们回乡与擅于缫丝的妇女成亲，尔后再举家迁往江南定居。通过这个办法，实现了丝织业的“技术移民”。从此，江南逐步超越北方，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最重要的丝织品生产、贸易集散地。
《新唐书》记载，北方丝织业南迁以后，唐代出现了纬线显花的织锦技术，可以利用针法将各种动植物的形象绣于织锦上，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锦上添花。其中，越州（今浙江绍兴）生产的缭绫被视为丝织珍品，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诗说：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及至宋代，由于朝廷重文轻武，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遂成了王朝发展的最大外患。为了安抚、征服外部势力，宋朝皇帝只能依靠大量财物收买、讨好敌国贵族以换取和平。如此一来，与赋税挂钩的丝绸，就成为大宋朝堂笼络外邦的利器。
在宋朝的支持下，东南地区的丝织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彼时，“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而江东一带保持了相对稳定，在两宋间成为公认的丝织业之乡。民间传言，江东“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所产的丝织品，光彩夺目。
南宋《耕织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源：网络
此外，为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三冗”问题，宋代官方还首次将丝绸的发放与官员的俸禄挂钩：“仁宗天圣（1023-1032）以后，三岁一赍军士，需䌷绢百万匹，作官俸佐三司的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官方对丝绸量的需求增大，进一步促进了两湖、江东一带丝织业的革新与产业优化。
当时，两湖、江东一带虽家家以机织为生，但各地养蚕、植桑、织布的技艺却有高低之分。在官方引导下，江东开始以地区优势为主导，发展各自的丝织业特色工艺。如婺州（今浙江金华）生产的暗花罗、含春罗、红边贡罗闻名天下，质量“皆不减东北”，婺州的百姓便以生产丝罗为主业。而慈溪县素以“桑田之美，有以自给”著称，那里便成为重要的桑树种植基地。至于杭州近郊的萧山，则利用当地百姓的巧工，靠织就质地轻薄纤细透亮、表面起绉纹的“縠”，在全国丝织业中占得一席之地。这几乎就是后世各种“专业镇”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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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丝织劳力基本与前代持平的情况下，养蚕植桑者开始重点关注原材料的质量把控。元朝人首次将蚕病防治升格为官营丝织养蚕的必要工作，并掌握了蚕病发生的一般规律。比如，“蚕食湿叶，多生泻病；食热叶，则腹结、头大、尾尖”；蚕“热气熏蒸，后多白僵”,“仓卒开门，暗值贼风，后多红僵”。因此，饲养期间，温度的把控、给桑的适量及蚕座的干燥等方面都必须细致把握。
桑蚕。图源：摄图网
尽管蚕病防治在元代仅属系统化萌芽，但通过技术提升，元代的桑蚕丝织业仍旧爆发出瞩目的潜能。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苏州产丝甚为丰饶，居民中有巨量生丝……苏州制成之绸缎，除供自己消费外，并远销其他市场。”
进入明代，丝织产业链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进化契机。
除了江浙、两湖之外，福建、广东、山西等地也相继成为大明帝国辖下重要的优质丝绸产地。在广东，为了响应朝廷“农桑并举”的政策号召，农民们开始实践“桑基鱼塘”种植试验。按照“三基七塘”的习俗，直至明末，广东地区的桑塘种植业已经成为当地收益最大的农业项目。珠三角地区的农民看着地里长势渐好的桑树，也曾一度萌生“弃田筑坝，废稻种桑”的想法，打算以种桑养蚕为主业，不过囿于重农、劝农的现实，这一想法最终并未付诸行动。
这一时期，人们终于在丝织工艺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技术革新。通过参考宋元时代的手工提花机，明朝的能工巧匠发明了一种名为“花机”的新式丝织器。该机有花楼，上坐挽花工协助织工工作，能织出复杂的花纹图案。由此，地处苏州盛泽、黄溪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这表明，花机的出现，不仅有效解决了从前繁琐的织布工艺，也让江南的丝织品产量有了质的飞跃。
而同一时间，桑蚕养殖技术也迎来了更大的突破。经过反复钻研，明朝最早的一批蚕农发现，“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这是世界桑蚕养殖史上最早关于桑蚕杂交技术的记载。这种无意间产生的生物大变种，给当时的丝织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据《明史》记载，“正德元年（1506），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1457-1464）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帝可之，乃造万七千余匹”。这些“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的诞生，从侧面说明桑蚕养殖技术的进步对丝织业革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用南京云锦制作的补子。图源：摄图网
随着大量精美的丝织产品问世，明朝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外交活动。郑和奉命七下西洋，闻名帝国的丝绸亦跟着宝船的漂泊，名扬海外。
今天，中国的丝织业依旧在快速发展中。丝绸这种兴于上古时代的产物，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消沉。相反，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已然成为中国的代名词，靠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刻入我们民族的共同记忆之中。
如果说这一切的美好，需要感谢谁，那么，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一条小小的昆虫：蚕。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1
[宋]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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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李玉洁：《古代蚕神及祭祀考》，《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