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使得手工业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代为奴的手工业者，从此逐渐分化为三类不同地位的人：第一类是个体的手工业者，地位相当于平民；第二类是地位较高的独立手工业者；第三类仍是奴隶身份的工匠。这一分化是历史的必然，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手工业者正逐步摆脱奴隶的枷锁。

夏商时期，尤其是商后期，就出现了关于手工业者的记载。当时战俘被大部分保留下来作为生产奴隶，他们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做“工”。西周的手工业基本上由官府经营，有“工商食官”^①之说，工匠多为官府奴隶。而且手工业者多半世代相传，即所谓“工之子恒为工”。这是早期有关手工业者的记载。

由此可见，当时工匠的身份还都是奴隶。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同农业奴隶一样的集体合作生产。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与农业劳动的奴隶向封建农奴转化的同时，单干的手工业者从合作生产中解放出来便成为可能了。

春秋及以后，出现了大量带有商业性的个体手工业者，其中一部分人是小农性的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男耕女织”^②，“织萉屦、结置网”^③。另一部分成了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者，诸如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④。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同时又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故被称为“工肆（市场）之人”^⑤。据记载，当时宋国有从事制鞋的手工业者，有自己固定的住宅和主顾^⑥。宋国还有自己酿酒、开酒铺的小商人^⑦。郑国也有市集上摆鞋摊的商人^⑧，等等。

显然，这些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已不再是奴隶，而是较为自由的一般平民。但是，即便是已经成为自由民的个体手工业者，其地位也是十分低下的。他们仍常受官府的无偿役使。一些战国铜器上常有“铸客为某某府为之”的铭刻。所谓铸客，便是被役用的个体手工业者^⑨。又如楚国干将为楚王铸剑，由于逾期而被杀^⑩。这说明，分化出的个体手工业者也仍然是没有完全挣脱奴隶制的桎梏。

在“工商食官”的羁绊被冲破的同时，有一部分技术高超的手工业者地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人物是鲁国木匠公输班。公输班也叫鲁班，他的先世本是世代奴隶的工匠，到他这一代时，便已经是自由的手工业者了。他早年在鲁干活，后又去楚。从他发明战争武器“云梯”、“钓强”的记载来看，他决不是地位一般的手工业者。作为名士的墨子能够成为鲁班的朋友也说明了这一点。诚然，鲁班这样同“游说四方”的“士”具有相当地位的手工业者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地位只是比一般的个体手工业者更高一点，也更具有独立性。

社会的变革有它的不均衡性，因而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使每一个奴隶工匠都成为自由民。

公元前589年，楚国伐鲁，鲁国曾以“执斵、执铖、织纴（木工、裁缝工、织工）皆百人”作为贿赂送给楚国^⑾。这些作为贿赂品的工匠无疑都是奴隶。就是在战国封建制普遍较完善时，封建国家也有专门经营和管理手工业的“府库”等部门。在官营手工业中，工匠同徒隶、罪徒一起劳动，足见这些工匠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

当时还有“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和煮盐业，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和“僮”^⑿，这些劳动者大体仍处于世代为奴的“食官”状况。

手工业者对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奴隶主贵族除了从农业奴隶那里获得粮食外，其它一切生活资料都必须由手工业者来供给。另外，手工业者还需从事国家军工、城建等重要工作。因此，有着世代专门技能的手工业者，历来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如周公教导康叔，对违禁酒令的人要杀无赦，而对违禁的工匠却可以赦免^⒀。春秋时管仲任齐相，改革行政和军队，曾经规定六个工商之乡可以不服兵役。

手工业生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奴隶制较强的国家和比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奴隶工匠不能尽快得到解放。这是第三种手工业者仍以奴隶身份存在的直接原因。

然而，生产力水平毕竟越来越高，手工业者的奴隶身份再也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手工业者积累财富的效率高，却不能享有富裕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部分手工业者首先努力从一些薄弱的生产部门解放出来。手工业者最先进行反抗，他们要求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暴动。由于“公使匠久”，愤怒的工匠包围了宫门，吓得卫庄公跳墙而逃^⒁。

与此同时，新兴的地主政权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为了提高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官府允许手工业者自产自销，并允许逃亡的工匠定居下来，每年向他们征收税赋，并不完全剥夺工匠们的全部劳动成果。这在客观上解放了一部分劳动效率较高的奴隶工匠，成为较自由的个体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他们变成自由民或半自由民；有些甚至成为更独立的自由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的分化有手工业本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对手工业的冲击，使手工业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分化与农业奴隶转化为交租的农奴一样，是更能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的一大胜利，也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